五台山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四大名山之首，以文殊菩萨道场所在地而闻名。历代经营之下，佛寺建筑兴盛。现存唐代建筑两处，金代建筑三处，元代建筑两处及大量明清建筑。与其他佛教名山不同的是，在五台山，青庙与黄庙并存，是汉、蒙、藏人民共同的佛教圣地。这种现象是怎样形成的呢？它给五台山带来了哪些影响？　　初创与发展　　五台山是文殊信仰之地。文殊信仰兴起于北魏华严学盛行的时期，《华严经·菩萨住处品》说：“东北方有菩萨住处，名清凉山。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。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，有一万菩萨眷属，常为说法。”这个“清凉山”，并非地理学意义的实际山名，到北魏之时，尚属模糊概念，从印度到中国都未被指实。但富于求实精神的中国人，对印度传来的佛菩萨信仰，总要有意无意地拉回到现实世界中来，借某种因缘安置在可望可求，可以相通的地方。而五台山本身气候清凉，景象诡奇，山川形胜，颇具神秘气氛，足可当“清凉山”无疑。当华严学者虔诚地想象 “清凉山”文殊道场具体景象时，很容易把眼前的五台山当作“清凉山”。由此《华严经》中的“清凉山”一变而为现实的五台山，五台山也因有《华严经》为据而成为真实的佛国。信仰变为真实，因真实而更可信；真实变为信仰，由信仰而增魅力。五台山文殊信仰由此形成。　　北魏时期的五台山佛教处于草创阶段。其时，寺庙并不多，规模亦不大。大孚图寺只有“东西二堂”，佛光寺仅有“佛堂三间，僧室十余间”。这与《洛阳伽蓝记》中记载的北魏都城洛阳“招提栉比，宝塔骈罗”的兴盛景象是无法相比的。据史籍记载，“时魏境有寺三万所，僧尼二百万人。”仅有佛堂数间的五台山寺庙，在北魏佛教界显然不占重要地位。　　五台山文殊信仰在北齐得到发展。唐代慧祥的《古清凉传》记载：“爰及北齐高氏，深宏象教，宇内塔寺，将四十千。此中伽蓝，数过二百，又割八州之税以供山众衣药之资焉。”其规模可见一斑，然而北周武帝灭佛，五台山寺庙毁灭殆尽。　　废墟之中的五台山佛教在下一个朝代——隋代得到复兴。隋文帝刚即位的581年，便下诏在五个台顶各建寺一所，设文殊像。　　鼎盛期　　唐朝历代帝王，除武宗外，都积极支持五台山的佛教事业。唐太宗认为五台山为 “文殊宅，万圣幽栖。境系太原，实我祖宗植德之所，尤当建寺度僧，切宜祗畏”。其后，高宗、武后、代宗、宪宗等13位皇帝也都 “倾仰灵山，留神圣境，御札天衣，每光五顶。中使香药，不断岁时”。　　隋唐时期相继形成的各宗派高僧大德，纷纷来五台山经营，形成各宗共建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局面。而其中贡献最大的，是不空和澄观。不空是唐代密宗大师，而文殊在密宗所尊奉的诸菩萨中，占显要地位。因此，不空晚年致力于传播文殊信仰以推行密宗。其中包括在五台山建金阁寺，以五台山为文殊信仰的基地，奏请在全国各寺院食堂中供文殊，在全国各著名寺院建文殊院。大历六年，唐代宗制许天下诸寺食堂中置文殊菩萨为上座，并敕天下佛寺置文殊院，以行政手段确立了密宗的地位。这道敕令对我国佛寺建筑的发展有相当影响，文殊、普贤、天王诸阁的建立，从此视为常制。　　不空从组织上推动了文殊信仰，华严宗四祖澄观则为五台山文殊信仰做了理论上的论证。在他的《大方广佛华严经疏·诸菩萨住处品》中，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论述：“清凉山，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也，于中现有清凉寺。以岁积坚冰，夏仍飞雪，曾无炎暑，故曰清凉。五峰耸出，顶无林木，有如垒土之台，故曰五台，表我大圣五智已圆，五眼已净，总五部之真秘，洞五阴之真源，故首戴五佛之冠，顶分五方之髻，运五乘之要，清五浊之灾矣。”这段论述把密宗信仰和中国传统信仰巧妙地糅合起来，既能为佛教界悦服，又能为世俗所接受；既满足了浅层信仰的直觉要求，又可引发深层的哲理探索，因而成为五台山文殊信仰的经典论述。有了这两位高僧理论和组织上的推动，五台山的文殊信仰空前高涨，遂使五台山成了中国佛教“首府”，佛教发展臻于鼎盛。敦煌61窟的五代壁画 “五台山图”就反映了鼎盛时期的五台山景象。　　对于当时的盛况，日本“入唐八家”之一的圆仁在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有记载，并对当时五台山的标志性建筑——金阁寺进行了描述：“阁九间，三层，高百余尺，壁檐椽柱，无处不画，内外庄严、尽世珍异。然独出树林之表。白云自在下而，阁层超然而高显。”当时五台山最大的寺院大华寺包括塔院寺、显通寺和菩萨顶等多处寺院。其他寺院也规模宏大，俗传共有“大寺三百六，兰若无其数”。然而一场会昌法难，全国所有佛寺均遭劫难，五台山也未能幸免。后虽经重建，至今只留下了一座偏僻小庙南禅寺和重建于大中十年 (公元856年)的佛光寺东大殿。正是这仅存的两座寺庙，使我们还能一睹唐代木构建筑的风姿。　　五台山佛教的再次兴起　　经过会昌法难和五代后周世宗灭佛事件后，五台山寺庙“十残八九”，僧侣逃亡殆尽。赵宋王朝为了加强统治，对佛教加以适当保护。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(公元980年)正月，下诏“重修五台十寺。十寺者，真容、华严、寿宁、兴国、竹林、金阁、法华、秘密、灵境、大贤。”宋真宗景德四年(公元1007年)，又“特赐内库钱一万贯再加修葺”。朝廷的重

视很快使五台山的寺庙恢复到72座。可惜的是，北宋修建的寺院已荡然无存。　　南宋正式创立 “五山十刹”制度以后，佛教在南方得到了空前的发展，位于北方金朝统治区的五台山的地位相应有所下降。但金朝统治者为了利用佛教怀柔汉人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，遂尊崇佛教，优礼五台山文殊道场，新建和修葺了多处寺院。五台山现存的金代建筑有佛光寺文殊殿、延庆寺大雄宝殿及岩山寺菩萨殿。　　元明清时期，五台山佛教再次兴盛，这是喇嘛教传入五台山的结果。元世祖忽必烈帝师、喇嘛教萨迦派(俗称花教)第五代祖师八思巴曾在五台山居住一年，听受了全套密法及疏释，还听受了大乘瑜伽行派的经论，写下《文殊菩萨名义赞》、《花朵之蔓》等著作，又用千金铸玛哈噶拉像，供奉在五台山。这使得五台山对喇嘛教信徒很有吸引力，而要扩大喇嘛教在内地的势力，五台山无疑也是极好的基地。喇嘛教高僧胆巴经八思巴推荐谒见忽必烈，被封为“金刚上师”，授命进驻五台山，主持寿宁寺。这是五台山有喇嘛教之始。在元代诸帝的支持下，五台山兴建了众多藏传佛教的寺院，保存到现代的元代建筑有塔院寺的大白塔和广济寺大雄宝殿。这些喇嘛教寺庙改变了五台山自古以来汉传佛教的独一无二的地位。　　明代，为了怀柔蒙、藏，按照明太祖制定的“因其俗尚，用僧徒化导为善”的政策，明代诸帝都大力扶植喇嘛教。当时，喇嘛教中的格鲁派(黄教)兴起，其祖师是宗喀巴。蒙、藏人民相信宗喀巴是文殊化身，《宗喀巴大师传》说：“宗喀巴大师转生在五台山，以班智达(学者)的形象出现。上午对许多学经弟子说法，下午对许多持金刚师讲说密法。”由此，五台山成为黄教圣地之一，蒙、藏人民朝拜者不断，寺庙的数量总计达到104所。　　成为最重要的佛教圣地　　汉传佛教方面，随着佛教的世俗化，作为宋元禅林中心的五山十刹渐趋衰微，代之而起的是佛教四大名山信仰的兴起。其中，又以五台山地位最高，有 “金五台、银普陀、铜峨眉

、铁九华”的比喻。明代所任命的五台山僧官称为 “钦依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汉僧寺”。可见、汉僧寺(青庙)与番僧寺(黄庙)并存的基本格局，在明代已经形成。现存明代建筑的寺庙颇多，著名的有殊像寺大文殊殿、显通寺七处九会殿和广宗寺铜瓦殿等等。有明一代，佛教在中国的两大分支都在五台山得到了发展。这种发展在清代得到延续，使五台山再次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佛教圣地。　　清代入关前的国号是满洲。在满、蒙、藏语中，满洲与文殊读音相同，都读作曼殊。满族由此对五台山文殊菩萨怀有特殊感情。他们在团结汉族的同时，十分注意用黄教团结蒙族和藏族。乾隆就说：“兴黄教即所以安蒙古。”这与明代诸帝的做法是一致的。康熙曾五次到五台，雍正一次，乾隆六次，每次朝台都捐献大量银钱物资。五台山黄教由此更为发达。雍正时，五台山黄庙达26所以上，分属两大系统：达赖喇嘛系统及章嘉呼图克图系统。　　章嘉活佛为内蒙古及青海黄教最大转世活佛，在黄教中地位仅次于达赖、班禅及哲布尊丹巴。到清末，章嘉活佛共传六世。从二世起，一直奉朝命驻锡于五台山镇海寺，管辖五台山镇海寺等6寺及北京旃坛寺等处。由于章嘉活佛在五台山，传说达赖喇嘛也曾在五台山修行，因而五台对蒙、藏、满族具有更大吸引力。蒙古各王公贵族，每年轮流到五台山礼佛。普通蒙、藏人民到五台山还愿朝拜的，为数更多。《五台新志》载：“内外蒙古进香者，每年四月至十月，络绎不绝，坛族云集。”五台山成为藏传佛教在中原最重要的基地。　　这一时期的寺庙分布直接奠定了今天五台山的现状。我们现在看到的五台山与清代差别不大，民国年间稍有增建。据1956年调查，五台山有青庙99座，黄庙25座，寺庙分布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。来源： 山西青年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