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叔同的文化结构与文化人格
发布时间：2022-11-13 09:11:08作者：华严经在线网
李叔同的文化结构与文化人格
李叔同的文化结构与文化人格
——为李叔同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作
一个人生时能虑及死，这并不足奇。但在死后犹能凭借生前的超常智慧给世人留下许多思索和盲点，扑朔迷离，如真如幻，这就非哲人所不能为了。
李叔同1918年以盛年出家，当时曾震惊整个知识界，也给后世留下一个谜。24年后，距他63岁生日还差10天的时候，功德圆满，安祥圆寂于福建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，时间是1942年10月13日。
一个人生时能虑及死，这并不足奇。但在死后犹能凭借生前的超常智慧给世人留下许多思索和盲点，扑朔迷离，如真如幻，这就非哲人所不能为了。弘一法师终其一生，凡在俗39年，在佛24年，活得虽非轰轰烈烈但却光明磊落，潇洒飘逸。一生充满离奇，一生行谊便是一本没有写完的哲学。正如他的好友夏尊在《弘一大师永怀录》的序言中所概括的那样："综师一生，为翩翩之佳公子，为激昂之志士，为多才之艺人，为严肃之教育家，为戒律精严之头陀，而卒以倾心西极，吉祥善逝。其行迹如真而幻，不可捉摸，殆所谓游戏人间，为一大事因缘而出世者耶？"这便是当时知识界对李叔同——弘一大师的看法。这里有崇敬，有叹惋，有困惑，有猜测，甚至有误解，有演绎，有讹传……有的以管窥豹，试图通过李叔同某一时期的言行，形而上地诠释其一生行止，不免得出许多荒唐的结论。就以他的出家而言，他从赫赫朱门到寂寂佛门，从翩翩浊世佳公子到戒律精严的苦行僧，所谓"朱门年少空门老",这种巨大的生命跨越，超常的生活反差，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。于是便引发了种种说法：什么家庭影响说，理想破灭说，经济破产说，性格变态说……等等。这些说法大都以某一事实（或现象）为依据，加以逻辑推理，想象大于求证，看似有一定道理，往往以偏盖全，似是而非，攻其一端，不及其余。甚至诸说互相抵牾，互相驳诘，夏虫语冰，终不能自圆其说。
综观李叔同的一生，虽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"遍走天涯",但他走来走去也没有走出文化天地。他始终是一个文化人。就是出了家以后也还是一位文化和尚（见黄福海《弘一法师与我》）。他用文人的才情与习性接会前人，啸傲当世。如果我们抛开他的一些烦琐身世，着重从文化传统和文化站位上来理解他的出家，是否更接近客观实际呢？
李叔同的文化知识结构，大抵由三方面构成：一是儒文化，也就是传统文化。二是新学、或称民主文化。三是洋文化。
从我接触的史料来看，李叔同的文化知识结构，大抵由三方面构成：一是儒文化，也就是传统文化。包括经史子集、诗词歌赋、金石书画，乃至八股文的范文。《格言联璧》、《古文观止》、"四子书"等。这是他十八岁以前所学，是他文化结构中最基本的东西。这一时期他还受教于赵幼梅、唐静岩等津门耆宿，与严修、周啸麟、王仁安、王吟笙等有文字交往，这些都深刻地奠定了他的传统文化的根基。二是新学、或称民主文化。包括康有为、梁启超的政治思想；严修、蔡元培的教育思想；柳亚子、严复等人的社会思想。这一部分主要是他到上海以后在城南文社，特别是进入南洋公学时所受到的教养，后来影响了他的爱国思想和教育思想。三是洋文化。这部分主要指他留学时期通过日本所接触的西方文化。这里包括西方美术（塞尚等人的画风），西方音乐（合声配器以及移植奥尔德等人的乐曲）、西方戏剧（研读原文莎士比亚剧作，演出小仲马的《茶花女》）等。这诸种文化麇集一身，互相渗透、侵寻、碰撞，构成他文化结构的兼容性和复杂性。这种特殊的文化心理结构，使他一开始就不像梁启超、蔡元培那样对文化建设有什么宏图大略，他更多的是注重文人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关怀。所谓"以美淑世"、"以善达人",实质上就是传统知识分子的"达则兼济天下，贫则独善其身".他在引进西方艺术（音、美、戏）上开一代风气之先，但他骨子里始终流淌着传统文化的血液，他对它们热衷留恋，一往情深，构成他文化思想的主干。即使从日本留学归来，在艺术教学上尝试了许多超前的方法和手段（包括画人体模特儿），但他在学生中的印象，仍然是一个传统文人的形象。他"穿一身布衣：灰色云章布袍子，黑布马褂，然而因他是美术家，衣服的形式很称身，色彩很调和，所以虽然布衣草裳，还是风度翩然。"（见丰子恺：《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》）一个人的风度，就是他的精神世界的外延，李叔同以才情入世，以诗文会友，以真知育人，在天津在上海在杭州始终如一，这是他的文化学养最完满的体现。
文化铸造了他的人格，而成熟的人格又推进了他对深层文化底蕴的探求。他从儒到士到佛，在心路历程上始终伴随着传统文化的轨迹。他多才多艺，和蔼慈悲，克己谦恭，庄严肃穆，整洁宁静。他中年以后顿悟前非，处处避世绝俗，又无处不近乎人情。他对美术家丰子恺、音乐家刘质平的培养和造就，为师为友，都体现了传统文人的典范。由于他性格内向，过分追求自我完善，所以在他生存的那个时代，自然不为世俗所见容。他的大彻大悟，就意味着对人生的大弃大毁，他在虎跑寺一绝红尘，恰如广陵绝响，充满了人世沧桑的悲凉韵味。
他说禅时往往借助艺术的手段把禅境延伸到艺境，使听者感到既生动又容易理解；说艺术时又借禅的玄机妙理把艺境提高到佛境。两只话筒对接，传出的是同一个旋律，同一个宗旨。
他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，一切嘉言懿行都出自他的善良的本性。我曾经注意他晚年讲经和开示佛徒的讲稿，这些，同他当年的讲课一脉相承。尽管所讲内容和对象不同，但他作为一位宣讲者，要把自己的知识和义理传授给世人，在这一点上佛堂和课堂几乎没有什么区别。这里有两个现成的例子。一是法师的书法弟子黄福海，他在《弘一法师与我》一文中，记述1939年冬与弘一法师在泉州承天寺的一次谈话，其中一段说："我曾这样大胆地问法师：‘您虽是出了家不愿再谈艺术，但在我心目中老是认定法师是一位艺术家。……我始终从艺术观点来瞻仰法师。法师在所著《佛法十疑略释》一书中，论佛法非迷信、非宗教、非哲学等等，独未说到佛法非艺术。我可不可以这么说：佛门中的生活，也就是艺术的生活呢？’法师点点头说：‘各人的观点不同，也可以这么说。’"这段谈话里，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师已然默认了佛家生活与艺术生活的关系。二是法师晚年在厦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给学徒作开示，在讲到书法艺术时，他说："我觉得最上乘的字，或最上乘的艺术，要从佛法中得来，从佛法中研究出来。所以诸位学佛法有一分地深入，那么字也就会有一分的进步，能十分地去学佛法，写字也可以有十分的进步".这里他干脆把书法与佛法、学书与学佛完全看作一回事了。难怪当时的人们总是带着三分佛陀七分艺术的眼光去看他。他说禅时往往借助艺术的手段把禅境延伸到艺境，使听者感到既生动又容易理解；说艺术时又借禅的玄机妙理把艺境提高到佛境。综观李叔同的一生，似乎一直是用自己的生命之音，向世人召唤救世之道。两只话筒对接，传出的是同一个旋律，同一个宗旨。
从李叔同的人生道路上，我们发现世上的文人与艺术家，是最容易与佛法接近的，古今中外，不乏其例。因为这两种人都富于智慧和感情。富于智慧便容易参透人生、了事如幻；富于感情便容易体物多变、悟世无常。所以编《文选》的昭明太子精通佛法；作《文心雕龙》的刘勰，后来出家当了和尚。善书的王右军，善画的顾恺之，擅诗的贾岛，工诗擅词的苏轼……都与佛学有很深的渊源。以此看李叔同的出家，似乎也不难找到一条必然而不期然的轨迹。一个人在个人奋斗的鼎盛期突然收下风帆，或许更能体现他的生命的辉煌。
李叔同的文化结构与文化人格
——为李叔同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作
一个人生时能虑及死，这并不足奇。但在死后犹能凭借生前的超常智慧给世人留下许多思索和盲点，扑朔迷离，如真如幻，这就非哲人所不能为了。
李叔同1918年以盛年出家，当时曾震惊整个知识界，也给后世留下一个谜。24年后，距他63岁生日还差10天的时候，功德圆满，安祥圆寂于福建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，时间是1942年10月13日。
一个人生时能虑及死，这并不足奇。但在死后犹能凭借生前的超常智慧给世人留下许多思索和盲点，扑朔迷离，如真如幻，这就非哲人所不能为了。弘一法师终其一生，凡在俗39年，在佛24年，活得虽非轰轰烈烈但却光明磊落，潇洒飘逸。一生充满离奇，一生行谊便是一本没有写完的哲学。正如他的好友夏尊在《弘一大师永怀录》的序言中所概括的那样："综师一生，为翩翩之佳公子，为激昂之志士，为多才之艺人，为严肃之教育家，为戒律精严之头陀，而卒以倾心西极，吉祥善逝。其行迹如真而幻，不可捉摸，殆所谓游戏人间，为一大事因缘而出世者耶？"这便是当时知识界对李叔同——弘一大师的看法。这里有崇敬，有叹惋，有困惑，有猜测，甚至有误解，有演绎，有讹传……有的以管窥豹，试图通过李叔同某一时期的言行，形而上地诠释其一生行止，不免得出许多荒唐的结论。就以他的出家而言，他从赫赫朱门到寂寂佛门，从翩翩浊世佳公子到戒律精严的苦行僧，所谓"朱门年少空门老",这种巨大的生命跨越，超常的生活反差，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。于是便引发了种种说法：什么家庭影响说，理想破灭说，经济破产说，性格变态说……等等。这些说法大都以某一事实（或现象）为依据，加以逻辑推理，想象大于求证，看似有一定道理，往往以偏盖全，似是而非，攻其一端，不及其余。甚至诸说互相抵牾，互相驳诘，夏虫语冰，终不能自圆其说。
综观李叔同的一生，虽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"遍走天涯",但他走来走去也没有走出文化天地。他始终是一个文化人。就是出了家以后也还是一位文化和尚（见黄福海《弘一法师与我》）。他用文人的才情与习性接会前人，啸傲当世。如果我们抛开他的一些烦琐身世，着重从文化传统和文化站位上来理解他的出家，是否更接近客观实际呢？
李叔同的文化知识结构，大抵由三方面构成：一是儒文化，也就是传统文化。二是新学、或称民主文化。三是洋文化。
从我接触的史料来看，李叔同的文化知识结构，大抵由三方面构成：一是儒文化，也就是传统文化。包括经史子集、诗词歌赋、金石书画，乃至八股文的范文。《格言联璧》、《古文观止》、"四子书"等。这是他十八岁以前所学，是他文化结构中最基本的东西。这一时期他还受教于赵幼梅、唐静岩等津门耆宿，与严修、周啸麟、王仁安、王吟笙等有文字交往，这些都深刻地奠定了他的传统文化的根基。二是新学、或称民主文化。包括康有为、梁启超的政治思想；严修、蔡元培的教育思想；柳亚子、严复等人的社会思想。这一部分主要是他到上海以后在城南文社，特别是进入南洋公学时所受到的教养，后来影响了他的爱国思想和教育思想。三是洋文化。这部分主要指他留学时期通过日本所接触的西方文化。这里包括西方美术（塞尚等人的画风），西方音乐（合声配器以及移植奥尔德等人的乐曲）、西方戏剧（研读原文莎士比亚剧作，演出小仲马的《茶花女》）等。这诸种文化麇集一身，互相渗透、侵寻、碰撞，构成他文化结构的兼容性和复杂性。这种特殊的文化心理结构，使他一开始就不像梁启超、蔡元培那样对文化建设有什么宏图大略，他更多的是注重文人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关怀。所谓"以美淑世"、"以善达人",实质上就是传统知识分子的"达则兼济天下，贫则独善其身".他在引进西方艺术（音、美、戏）上开一代风气之先，但他骨子里始终流淌着传统文化的血液，他对它们热衷留恋，一往情深，构成他文化思想的主干。即使从日本留学归来，在艺术教学上尝试了许多超前的方法和手段（包括画人体模特儿），但他在学生中的印象，仍然是一个传统文人的形象。他"穿一身布衣：灰色云章布袍子，黑布马褂，然而因他是美术家，衣服的形式很称身，色彩很调和，所以虽然布衣草裳，还是风度翩然。"（见丰子恺：《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》）一个人的风度，就是他的精神世界的外延，李叔同以才情入世，以诗文会友，以真知育人，在天津在上海在杭州始终如一，这是他的文化学养最完满的体现。
文化铸造了他的人格，而成熟的人格又推进了他对深层文化底蕴的探求。他从儒到士到佛，在心路历程上始终伴随着传统文化的轨迹。他多才多艺，和蔼慈悲，克己谦恭，庄严肃穆，整洁宁静。他中年以后顿悟前非，处处避世绝俗，又无处不近乎人情。他对美术家丰子恺、音乐家刘质平的培养和造就，为师为友，都体现了传统文人的典范。由于他性格内向，过分追求自我完善，所以在他生存的那个时代，自然不为世俗所见容。他的大彻大悟，就意味着对人生的大弃大毁，他在虎跑寺一绝红尘，恰如广陵绝响，充满了人世沧桑的悲凉韵味。
他说禅时往往借助艺术的手段把禅境延伸到艺境，使听者感到既生动又容易理解；说艺术时又借禅的玄机妙理把艺境提高到佛境。两只话筒对接，传出的是同一个旋律，同一个宗旨。
他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，一切嘉言懿行都出自他的善良的本性。我曾经注意他晚年讲经和开示佛徒的讲稿，这些，同他当年的讲课一脉相承。尽管所讲内容和对象不同，但他作为一位宣讲者，要把自己的知识和义理传授给世人，在这一点上佛堂和课堂几乎没有什么区别。这里有两个现成的例子。一是法师的书法弟子黄福海，他在《弘一法师与我》一文中，记述1939年冬与弘一法师在泉州承天寺的一次谈话，其中一段说："我曾这样大胆地问法师：‘您虽是出了家不愿再谈艺术，但在我心目中老是认定法师是一位艺术家。……我始终从艺术观点来瞻仰法师。法师在所著《佛法十疑略释》一书中，论佛法非迷信、非宗教、非哲学等等，独未说到佛法非艺术。我可不可以这么说：佛门中的生活，也就是艺术的生活呢？’法师点点头说：‘各人的观点不同，也可以这么说。’"这段谈话里，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师已然默认了佛家生活与艺术生活的关系。二是法师晚年在厦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给学徒作开示，在讲到书法艺术时，他说："我觉得最上乘的字，或最上乘的艺术，要从佛法中得来，从佛法中研究出来。所以诸位学佛法有一分地深入，那么字也就会有一分的进步，能十分地去学佛法，写字也可以有十分的进步".这里他干脆把书法与佛法、学书与学佛完全看作一回事了。难怪当时的人们总是带着三分佛陀七分艺术的眼光去看他。他说禅时往往借助艺术的手段把禅境延伸到艺境，使听者感到既生动又容易理解；说艺术时又借禅的玄机妙理把艺境提高到佛境。综观李叔同的一生，似乎一直是用自己的生命之音，向世人召唤救世之道。两只话筒对接，传出的是同一个旋律，同一个宗旨。
从李叔同的人生道路上，我们发现世上的文人与艺术家，是最容易与佛法接近的，古今中外，不乏其例。因为这两种人都富于智慧和感情。富于智慧便容易参透人生、了事如幻；富于感情便容易体物多变、悟世无常。所以编《文选》的昭明太子精通佛法；作《文心雕龙》的刘勰，后来出家当了和尚。善书的王右军，善画的顾恺之，擅诗的贾岛，工诗擅词的苏轼……都与佛学有很深的渊源。以此看李叔同的出家，似乎也不难找到一条必然而不期然的轨迹。一个人在个人奋斗的鼎盛期突然收下风帆，或许更能体现他的生命的辉煌。
